我曾以自己的体格和健康状况而自豪、自信，否则我何以在1998年孜然一身地走遍祖国一万八千余公里的海岸线体验生活？这就是当时轰动美术界的“郭修琳海疆万里行”。

　　人是不能过分自信的。我的咽喉早在两年前就有异样感觉，有时还有一点血丝，由于我的无知，对此根本不当回事。直到1994年夏，我正在创作《溟海希声》大幅国画时，觉得喉里有异物，发声也变了，才去当地医院检查。医生要我立即停止烟酒，速去上海作进一步的检查，我只得无奈的停下手中的画笔。在上海五官科医院作喉镜与活检检查，医生说：你怎么今天才来检查？他对我爱人说：“你丈夫是肺癌晚期，必须全喉切除！”妻子红红的眼圈已显示出问题的严重。

　　全喉切除手术长达八小时，妻子和孩子在手术室门口焦急的等着我不知生死。我躺着推出来了，“活的！”推车人告诉我的爱人。

　　半个月后我开始放疗。颈部的“照光”已炙成棕黑色像老松树皮似的，食道吞咽困难，毫无食欲。为了活着，物品迫使自己进食……。

　　我终于出院了，一个失去声音而面目全非的人，体重减轻了十八斤，步履艰难地走出医院大门。迎面一阵寒风，使我觉察到冬天很快就过去，春天已向我招手了。

　　谁都希望一生平安。谁知死神又向我逼来。四个月后，我的颈部两侧又发现两个肿块。我们赶到上海原手术的医院检查后，医生无奈的说：“放疗刚做过不久，不能再放疗了。这两个肿瘤所长的位置也无法开刀了。”接着，他把我爱人叫到隔壁间说：“治疗已无意义，看到你丈夫只能活半年了，回去吧！”当隔壁传来我妻子的哭声时，我的痛苦中思维却朝着另一方面想：医生是根据我的病情来判断我只能活半年，但他无法判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及其潜在的意志力量。看来W医院已经是黔驴技穷了，Z医院呢？

　　Z医院几位医生会诊时，做出了先化疗几个疗程，再做第二次手术的决定。颈部科的田教授仔细检查与分析了我的病情，认为开刀仅有一线希望，但难度极大，叫我做好成功与否的思想准备。我当着田教授的面写了一句：“请放心，我已经作了最坏打算，但我会向最好的争取！”我想到那句“死马当作活马医”的俗话，死马是绝无希望可医的，现在我还是一匹活着的马啊。

　　当我化疗开始的第一天，我的日记上写下了这么一句：“用笑脸去迎接悲惨的厄运，用百倍勇气来对付一切不幸！”几个疗程的化疗我挺过来了，颈两侧的手术也出人意料的成功。拆线时，我默默的数着颈部缝了几针：共五十二针，相当于杀了半个头。现在，我又像一匹活着的“马”出院了。

　　一年后我摸到颈右侧有一块小东西，警惕的心促使我急着去上海检查。田教授摸了一下我的颈右侧说：“这不是肿瘤，是开刀留下的疤痕。”他再摸了我的颈左侧时说：“这里有一块我看是肿瘤。”经活检后，的确是恶性鳞癌。手术！又是一次颈部手术。这是我第三次开刀，对我来说好象是“虱子多了不痒”的感觉了。我很快的出院了，我又像一匹不死的马，每天在绿树丛中呼吸的走着，哦仍然在画室中笔耕不辍。至于服药，我服的中药，光药罐就烧破五十多只。

　　我与癌魔抗争了十二年，自以为“修成正果”了。想不到在2006年1月2日突然接到体检的结论——肺癌！这两个字如同死神重重的敲门声。震惊、悲伤、愤慨又有何用，只有冷静面对。虽然我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战士，但如今碰到的是一个新的顽敌。当然，开刀是首选的，结果是筋骨取掉两条、左肺切去一叶，刀痕留下了一条长长“拉链”。接着是四个疗程的化疗。化疗的落发与呕吐都是意料之中的。又有什么可怕？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我想：一个癌症病人在死神面前，连个死字，癌字都不敢讲，他的抗争是无力的；只有那些直面死神，笑对人生的人，死神才望而却步。

　　这次出院后，我还是坚持着天天服中药，早上在树林里呼吸地走着，我把调节肢体、呼吸运动与心理活动融为一体，逐渐地进入一个“天人和一”的气功境界。从中我悟到了它与中国画的“似与不似”、“意到笔不到”有内在的联系。晨练结束后，我进入画室信马由缰得画着，笔底出现行云流水似的线条，一种放松的痛快感步满了全身，从而我想到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名句“诗可解病，画可驱魔”确是肺腑之言。 肺癌网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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